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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一轮增长大周期:一些人将赚得盆满钵溢,一些机会“史无前例”

2020-12-22 12:00:13 江湖夜雨

下一轮增长大周期:一些人将赚得盆满钵溢,一些机会“史无前例”

作 者:江湖夜雨

来 源:正和岛(ID:zhenghedao)

2020年确实是艰难的一年,因为无论是看投资还是消费,看内需还是外需,整体的基本面都不算很好,也不算差,影响2020年趋势的主要不是基本面,而是信心。

但如果你只观察短期,可能会被迷了眼睛,看不到希望。因为用过去的确定性,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,你只会越来越悲观。

但如果拉长历史的视野,你会发现,过去改革开放40多年里,有两次大周期拉动了中国经济的崛起,它们都有迹可循,并且可被观测和度量。

如果你能看懂周期,就能踏准节拍,在经济浪潮中逆流而上。

前2次大周期已经接近尾声,而自2018年之后,我们站在了第3次大周期的风陵渡口。

好戏,才刚刚开始。

第一次大周期:1978年—1998年

劳动力红利与拓荒者年代

在正式开始讲3次周期之前,我们先来理解一个概念——慢变量。

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·戈登教授,是一位观察“慢变量”的高手。他有一本风靡全世界的书叫《美国增长的起落》,比尔盖茨、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等,都很推崇。

书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人类进步的“上帝视角”,就是“慢变量”。比如他说,美国自1870年—1970年之间,出现了一次前无古人的经济“大跃进”,带来了一系列创新,电冰箱、洗衣机、汽车、电报、计算机等。

而这次经济崛起最大的一个“慢变量”就是电,戈登教授认为,从历史的尺度上,电比电子计算机更重要。

有了电,就有了家用电器,有了家用电器,妇女的家务时间就减少,妇女就可以大规模进入劳动力市场;有了电,就有了电梯,有了电梯就可以盖摩天大楼,人们就可以更密集地住在城市里。国外购物网站大全

所以说,“慢变量”是一种打开就无法合上的趋势。

从这个角度,我们再来看中国经济的趋势。

如果把“慢变量”的范围放得更宽一些,改革开放40年里,中国有2次大周期。

第一次大周期是1978年—1998年,这一个周期最大的红利在于劳动力、全球化与改革开放。

这三点缺一不可。

因为经济说白了就是一个“做饼、分饼的问题”,很多人希望,先把饼做大、再把饼分好,但实际上经济原理是倒过来的——如何分饼,决定了饼能做多大。

改革开放就是一个“分饼机制”重新划分的问题。

时间拨转到1979年的夏天。

随着一声炮响震彻蛇口区,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园区蛇口破土动工。在这片体制改革的沃土上,价值观念、时间观念,以及人才观念被打破重组,蛇口因而成为孕育新中国第一批现代公司的摇篮。

袁庚是当时最炙手可热的人物,他以“敢为天下先”的精神,勇闯禁区、全面改革,“时间就是金钱,效率就是生命”这句口号被刷在了大街小巷。

蛇口一时间成为了一个激情燃烧的“改革试管”。

从那之后,中国坐上了发展的快车道,谁敢打敢拼、谁更注重效率,谁就能够成长起来。

1987年,任正非43岁,他们5个人筹资2.1万元,在蛇口创立了华为。1988年,郭台铭38岁,在深圳建成了首家富士康精密组件厂。1988年,马明哲33岁,在蛇口成立了第一家由企业与专业金融机构合办的保险公司——平安保险公司。

任正非的故事被讲过无数次,马明哲同样是“改革开放、奋斗改变命运”的缩影。

1983年,28岁的马明哲赶到蛇口工业区报到。

经过两年积累,他提出模仿香港,开创商业保险模式。但这一提议遭到了反对。马明哲并不放弃,他把自己的构想写成材料,乘船到香港拜见了当时大名鼎鼎的袁庚,恳请他写一封引荐信。

1986年12月,蛇口工业区向中国人民银行递交了《关于合资成立“平安保险公司”的请示报告》。借着改革的春风,保险业的一些政策开始松动。

马明哲在接下来几年奔忙于“让政策落地”。他抓住一切机会向中央递交申请,几次被拒,无数次修改申请方案。

“功夫不负有心人”,最终,在袁庚的主持下,1988年,号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、地方性的保险企业深圳平安保险公司成立。

在后来秦朔写的《无止之境》一书中,他提到在对马明哲的一次采访中,“马明哲曾表示,平安是蛇口的孩子,30年来,我们从未改变当年从蛇口出发时的精神和品质。永远在创业,战战兢兢,如履薄冰。在竞争中求生存,在创新中求发展。”

所以,改革开放是最大的制度红利,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,给那些敢打敢拼的人赋予了改变命运的机会。

除了制度的红利之外,另外两个要素是全球化趋势和中国劳动力红利,凑成了“天时、地利、人和”。

当时正逢美国和欧洲国家的产业大转移,跨国巨头争相在全世界寻找代工厂,而中国人均GDP只有156美元,加上巨大的人口数量,中国成为了“世界工厂”。

制度红利就是前20年“慢变量”,在这之下无数个小趋势浪潮迭起。

日本家电巨头松下,第一个在中国投资;可口可乐与中国粮油集团签订了合同,获准向中国出售第一批瓶装可口可乐;位于西雅图的波音飞机制造公司宣布,中国将历史性地引进3架波音747客机。

1979年,IBM在与中国中断联系近30年之后,再次进入中国;后来日本日立、大众汽车、壳牌石油、摩托罗拉、法国标致,都纷纷进入中国……

发达国家的资本疯狂的涌入,成千上万个工厂瞬间崛起,中国农村释放出的大量年轻劳动力,背上麻布包,奔赴沿海口岸,当时有一部电视剧《打工妹》,就描写改革开放初期那段真实故事。

这是第一个大周期的状态,在此后的日子里,它还延续了十多年,与第二次大周期叠加呼应。

第二次大周期:1999年—2018年

来自通信技术的降维打击

之所以把1999年定为第二次大周期的起点,因为这一年是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,深刻、广泛影响中国的元年。

实际上,1987年就有大哥大了,1994年就能上网了,但当时因为用户量级不够,并未对经济社会产生质变的影响。

1999年,千禧年的前一年,一个百感交集的百年世纪终于走到了它的“末点”。

当时社会上流传着400多年前一个叫诺查丹玛斯的法国医生的预言:“1999年7月,天空中太阳、月亮和九大行星将组成‘十字架’形状,这时候恐怖魔王从天而降,蒙古大王重新出现,战神以幸福的名义主宰世界……”

这个预言显然没能实现。

预言的流行,很大程度缘于这一年的人,跟现在的人一样迷茫,国企下岗的问题、经济发展困境,也让人们看不清前进的方向。

这一年,尽管问题很多,但也透漏出依稀的微光。微光一方面来自于对外开放,一方面来自于互联网技术打开的“美丽新世界”。

当时正值新中国建立50周年大庆之前,美国《财富》杂志将一年一度的大会放在上海举办,当年的主题十分应景——“让世界认识中国,让中国认识世界。”

东南亚各国还没有从金融风暴的眩晕中清醒过来,俄罗斯经济也爆发了危机,南美的巴西更是出现严重的金融危机,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,当时的中国可谓“一枝独秀”。

在对外开放的朝气蓬勃之下,互联网也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。1999年,中国人谈论最多的是新浪、163电子邮局、搜狐、网易等。

互联网是这20年最大的“慢变量”,它打破了认知的疆域和经济发展的游戏规则。

互联网有两个成长方向,一是前面所说的门户网站,其二是电子商务一族。

这一年开春,在互联网世界“流浪”了好一阵子的马云,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道路,创立了阿里巴巴电子商务网站。未来的20年里,他的名字成了互联网的代表,他的公司,深刻改变了中国人的消费习惯。

1999年前后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:

马化腾创办了OICQ,后来改名为QQ,这只小企鹅后来成长为中国最大的2个互联网巨头之一;

梁建章当时是甲骨文中国区的咨询总监,他与沈南鹏、季琦对创业方向经过一番激烈争辩后,创办了携程网;

当过多年个体书商的李国庆和他的海归妻子俞渝联手创办了当当网;

1973年出生的陈天桥,在一家大型国企工作,正当要分房子的时候,他选择离职,向人借了50万,创办了上海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;

……

这些公司,在后来的20年里跌宕起伏,无论生死成败,他们改变了2000多年来,中国人认知世界、消费、生活的方式。

伴随着互联网技术,移动通信的叠加,双重改变了世界。

2003年前后,中国成为手机大国,Motorola和Nokia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品牌。当年冯小刚有一部电影《手机》,讲的就是通信技术对生活的影响。

每年春节,年轻人从各地打工回乡,最爱炫耀他们刚买的新手机,诺基亚N70、LG巧克力,成为人们追逐的时髦品。发短信拜年是最有代表性的例子,2007年春节,三大运营商短信收入超过15亿元;2009年春节,中国移动的短信业务量高达46亿条……

直到2009年,手机最热排行榜上,诺基亚、摩托罗拉、索尼爱立信、LG、西门子、三星,竞逐着前3名,可谓“城头变幻大王旗”。

这种叠加态一直持续到2010年,苹果iPhone改变了这一切,互联网与通讯的第二轮红利——移动互联网爆发。

阿里的手淘、腾讯的微信,再到后来的共享经济和平台中,滴滴打车、OFO、美团外卖、微博、抖音、火山小视频。

中国成为了互联网应用技术最大的“试验田”。

这个时代里,中国有两个优势,一个是“工程师红利”;另一个是“市场红利”。

工程师红利就是中国大学的扩招,尽管质量还不是最顶尖,但从数量上,培养了大量理工人才,让那些“劳动密集型的研究与开发”的企业,能够有更多试错和迭代的机会。

很多科技创新,并不是靠天才人物灵光一现想出来的,而是无数人在日常工作中摸索出来的。就像共享出行,是无数次大数据计算和匹配,不断优化的结果。

市场红利是,尽管一些技术不是中国原创,但只有中国有足够大的市场,让这些技术实现商业化。

就像高铁,1964年开通的日本新干线,是世界上最大的高铁系统,法国和德国也早就研究出了自己的高铁技术,但由于最大的市场在中国,高铁技术只能来到中国。最后,中国的高铁技术很快实现了赶超。

在这20年里,互联网和通信技术,用“降维打击”的姿态,颠覆了每一个行业。

所有做大做强的企业,都依赖互联网和云技术转型,而更大的企业,则成为了生态平台。

阿里的版图上有支付宝、手淘、高德地图、微博、UC浏览器;腾讯的版图上有应用宝、酷狗音乐、腾讯视频、快手等。小米凭借“粉丝经济”,从手机到电视,再到空调、洗衣机,再到滑板车、背包、中性笔,成为一个生态王国,用了10年时间,就冲进世界500强。

到了2018年,一个很有意思的榜单出炉——“2018深圳500强企业”名单。

这一年里,深圳最大的企业,不是华为和腾讯,而是中国平安保险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。

平安的崛起,也印证了互联网生态的力量,因为早在2012年,随着陆金所成立,平安集团开始布局互联网金融。在后来的日子里,马明哲凭借不屈不挠的勇气,不断试错,在10年时间里,投了500亿用于科技研究,用科技去赋能金融。

2018年11月份的平安科技开放日上,平安公布其核心科技与生态圈战略,核心科技包括人工智能、区块链和云。

这一年,马明哲信心十足,他说:“小胜靠机遇,中胜靠人才,大胜靠平台,长胜靠生态。”

互联网和通信重塑了这个时代,无论是家电企业如海尔、小米,还是金融企业如平安,还是互联网企业如阿里、腾讯,亦或是叮咚买菜、叮当快药,都开始向智慧云、物联网、Ai技术转型。

而人们买菜、打车、上班、吃饭、娱乐,都与20年前有着“判若隔世”的感觉。

这个时代,已经被互联网深刻烙印。

第三次大周期:2019年—未来20年

风口浪尖上的蓄势待发

自2019年以来,无数企业认为,中国的人口红利几乎消失殆尽,互联网的创新也进入尾声,摩尔定律失效,世界经济进入“新常态”……人们对未来的迷茫,与1999年的人们一样。

但实际上,中国已经站在了“第三次大周期”的风口浪尖上。

先来看一下中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。2019年,中国人均GDP首次达到1万美元,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,达到这一标准之后,后续的发展都是以国内需求为主,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。这也就是“内循环”提出的背景之一。

而这两年,国际上的贸易保护主义、单边主义加剧,西方国家加快了“去中国化”步伐”,他们到处讲,中国的生产现在太重要了,我们一定要多元化。

再加上2020年新冠疫情的冲击,全球经济深度衰退,外需萎缩,未来5年到10年,全球经济恐怕是一个低速期。全球化也出现“卡脖子”“断供”等压力,所以,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,有现实需要,也符合发展规律。

数据也证明了这一切:

2007年,粗略计算下,我们每100块钱GDP中,有35块是出口,而同时我们又进口了25块钱,那么我们净出口是10块钱,也就是10%。

到了2019年,我们进出口基本持平,每100块钱GDP有17块是出口,进口是16块钱多一点,净出口大约是1%。

所以,这几年,中国一直在调整经济结构,这也是“十四五”规划的一个重点方向。

“十四五”规划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,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,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。

这样一个关键节点,必然会带来大幅的增长机会。

所以,第三次大周期,最大的增长红利,就来自于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下,中国将释放巨大的“结构性潜能”。

什么叫“结构性潜能”?

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,在技术进步、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,城市化进程等方面,拥有巨大的发展潜能。

主要体现在2个方面:

一个是追赶和跟跑的潜能。中国人均GDP是1万美元,而发达经济体是4万美元左右,美国是6万多美元,这中间有3万美元的差距。发达经济体已经做了,中国也应该做、但尚未做的事情,就是中国的增长潜能所在。

另一个方面是新涌现出的潜能,即与发达经济体同步、有可能并跑甚至领跑的潜能,主要是数字经济、智慧城市、绿色经济等。

这个时期的企业,也要求更多地科技赋能、城市化布局、本土化意识。

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,以代表性企业平安、华为为例,他们早已成为与城市融合发展的典型例子。

深圳本身就是高科技的代言城,华为的5G技术、AI技术,已经到了探索无人区的境地,成为中国科技企业的在全球的先行者。

平安集团的模式也是与城市深度融合,32年来,平安从产品、服务、渠道等多个领域创造了行业第一,服务了2.1亿个人客户和5.79亿互联网用户。

其“金融+生态”战略,在金融科技、医疗科技、人工智能、区块链等许多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。比如说它深度布局的医疗健康生态圈,已经建立了五大数据库,积累3.46亿医疗服务用户,覆盖近两万医疗机构,45万医生以及1000家全球合作医院网络。

深圳是一个智慧城市,平安集团为深圳打造了一个“i深圳”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,集成近8000项服务事项,其中260项可以实时核验、自动审批,实现95%的个人服务、70%的企业服务线上办理。

另外,平安还协同深圳多个委办局打造了智慧环保、智慧法院、智慧医疗、智慧教育、智慧财政等多个一体化平台,构建了优政、兴业、惠民的智慧城市生态,助力深圳成为城市治理现代化先行示范样本。

这就是为什么今年10月,深圳市委和市政府在表彰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创新创业人物和先进模范人物时,马明哲能够入选的原因。

也就是说,对于第三轮大周期,我们至少要有3点清醒的认识:

第一,市场主要靠自己,对本地化的理解越来越重要。

第二,资本主要靠自己,未来我们很多上市公司,包括一些高科技公司,要想方设法在中国香港、上海A股或深圳上市。

第三,更多的科学技术和商业创新得靠自己。

同样,要想实现突破,也要从三个方面:一是释放潜在的国内需求;二是要做好资金循环;三是要抓住未来10年全球科技创新的机遇。

什么叫“释放潜在需求”呢?

按照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的说法,我们现在是“10+4”的问题。我们有10亿人没有进入中等收入水平这个阶段,这10亿人口中很多人没有坐过飞机、没有坐过高铁、家里没有空调、冬天甚至没有暖气。

这10亿人,要让他们需求上升,就是要城镇化。

而已经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的4亿人口,他们对于公共服务的更多需求还没有完成,比如说教育、医疗、养老,还有基本住房——有些人还没有合适的房子。所以在这几个方面,公共政策必须要发力。

从政府层面,有5个发力方向:

1. 要继续深化市场改革。特别要在优化“亲”“清”二字的营商环境,如果没有开明、公平的营商环境,实现中国现代化就是一句空话。

2.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。扩大内需的同时,也要实现社会公平。

3. 千方百计提高生产力水平。它的关键是掌握核心技术,归根结底是人才问题,要改革人才培养机制。

4. 着力打造品牌产品。

5. 大力发展民营企业。民营企业主要是中小微企业,他们是市场的主题。在美国,中小企业被视为“国家经济的脊梁”,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强、转型快,能让国民经济保持旺盛活力。

从企业层面,更3个发力方向:

1. 关注本地化成长

要想释放结构性潜力,就要帮助本土的企业、人民发展。这是必然逻辑。

以平安集团为例,它能成为深圳市值第一的企业,有其必然逻辑。2020年,截至2020年末,平安的保险资金累计向实体经济投入超5万亿元,覆盖能源、港口等重要基础设施。其发展基金,也用来精准支持农村水电、养老社区、长租公寓等民生工程。

在扶持民营企业方面,平安集团也有很大作为。数据显示,截至2020年第三季度,平安银行授信总融资额3.87万亿元,较上年末增长15.6%。其中,新增投放民营企业贷款客户占新增投放企业贷款客户达70%以上,民营企业贷款余额较上年末增长10%。

华为也是一样,它的关注重点在于国内的教育和基础研究。任正非深知工业进步要靠科研,科研人员的根基在教育。他无数次在公开场合引用一个外国将军的话说:“一个国家的强盛是在小学讲台上完成的,最廉价的国防是教育。”

所以,华为这几年,捐建小学、与大学一起科研,与教育部搞产学合作,这也是对本土成长的关注。

2. 关注都市圈和城市群

未来五年,中国目前将出现一批2000-3000万人的大型城市聚集群,这些城市经济带的总数会超过20个,聚集中国5-6亿人口和大部分的生产消费能力。

这些城市带不仅具有拉动国内大循环的作用,而且它们的城市建设水平、智能化程度、配套产业完备程度、公共资源丰富度都将达到全球一流水平。

中国有11个东部省份和8个中部省份,这意味着每个区域都会有一个自己的区域经济中心,并且因地制宜地设计出区域战略规划和产业配套政策。

所起,未来真正的机会就藏在这些区域经济之中,而十四五阶段,则是区域经济全面加速的关键时期。

3. 未来的企业,要更有价值观

中国的企业走到今天,一定要更有价值观。美国、欧洲的企业,在做大之后,首要关注的就是本国的教育、民生、就业、医疗保障,成为了社会公器。

2020年是中国脱贫攻坚战的收官之年,脱贫攻坚战的成功,得益于无数企业的助力。

马明哲荣获了“2020年全国脱贫攻坚奖奉献奖”。主要贡献就在于平安集团的“三村工程”,这一工程成立3年来,累计发放扶贫资金265亿元,惠及73万贫困人口,援建升级乡村卫生所1210所,培训村医11175名,援建升级乡村学校1054所,培训乡村教师14037名,受益学生达30万人。

另外还有的就是今年的抗疫情,企业家们奔赴一线,捐款捐物,事迹感人。他们并不是因为先做大了,才关注国计民生,而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格局和情怀,才能够做大。

以上是企业层面,应该关注的3个方向。

结语

第三次大周期已经来临,它是基于规则和制度的开放、基于中国经济的长期韧性,以及基于中国的“结构性红利”增长潜力的。

尽管在短期内仍有挫折和迷茫,但是基于长远来看,中国站在了蓄势爆发的风口浪尖。

国家层面,需要继续深化改革的魄力和勇气,让制度红利承接第一次大周期和第二次大周期的人口红利、技术红利。

而对于万千企业,未来不再是跑马圈地的时代,未来15年最大的“富矿”就在于中央锚定的2035年远景目标,也就是:

经济实力、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幅提升。

经济总量和居民收入再迈上新的大台阶。

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,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。

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,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。

保持战略定力,办好自己的事。

这里面的增长潜力,足够企业去开拓和探索的了。

参考资料:

[1]. 人物周刊,作者王佳薇,《马明哲和中国平安的无止之境》

[2]. 经济学家圈编著,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《十四五与双循环》

[3]. 贺铿《实现大循环的难点突破》

排版 | 张溪冉

审校 |  叶开甫  轮值主编 | 叶正新

相关标签: 经济 周期 发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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